安庆绪杀父安禄山后,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
邺城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十月,在陕郡之战后,安庆绪仅率1300人从洛阳逃往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唐军遂收复洛阳城,并遣军攻占河内(今沁阳)等地,迫降安将严庄;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但肃宗忙于迎太上皇还都,未及时遣军追击安军残部。安庆绪至邺后重整旗鼓,旬日之间,其将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田承嗣自颍川(今河南许昌)、武令珣自南阳(今邓州),各率所部至邺城会合,连同安庆绪在河北诸郡招募的新兵,共约6万人。安庆绪忌史思明势盛,于十二月遣使至范阳(今BJ城西南)调兵。史思明囚安庆绪使者,以其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被授范阳节度使;半年后复叛。
唐乾元元年(758)九月至次年三月,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各部唐军围攻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安庆绪部,与其援军史思明部交锋时,九路兵马被狂风惊散溃败。郭子仪军溃退至河阳桥,李光弼整军返回太原,其余节度使各回本镇,史思明重新占领洛阳。
乾元元年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奂、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十月,郭、鲁、季、崔等部先后北渡黄河,并李嗣业部会攻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而逐,大败安庆绪亲领7万援军,克卫州,诛杀叛将安庆和;旋又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击败安军,先后共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急派人向史思明求援,许以让位。
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先遣步骑1万进驻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观望。二年正月,李光弼建议分兵逼魏州,各个击破史军,鱼朝恩不纳。二月,唐军围邺城(HEB省HD市临漳县)四月不下,师老势屈。史思明率部向唐军逼进,并截断唐军粮运。三月初六,号称60万之唐军,布阵于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领精兵5万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双方伤亡甚重。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唐军南撤却一退不可止,郭子仪部退保河阳桥。其余各节度使兵退归本镇。史思明收集部众驻邺城南,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祐等,入城兼并其军,遂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还范阳。
此战,唐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久围城不下,粮秣不继,军心不稳,终于酿成一次大溃败。
史思明复叛
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在安庆绪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
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回到范阳驻守,安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节度使。范阳本是安氏老窝,安禄山从东京和西京所掠珍宝,多半都运往这里存放,已是堆积如山。渐渐地,史思明恃富而骄,欲将范阳占为自己所有,也不想再被安庆绪节制。
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副元帅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军九节度使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乱事告终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启用唐将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
唐军从正面,唐军骑兵与回纥军从侧面,一起攻击数万叛军。叛军战败。史朝义派10万精兵来增援,列阵于昭觉寺,唐军攻击叛军,杀伤了很多叛军,但是叛军军阵却不动。唐朝镇西节度使马璘奋击,突入叛军万众中,叛军抵挡不住,唐军乘势杀入,叛军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唐军再次击败叛军,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史朝义率轻骑数百向东逃走。唐军攻占洛阳城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连连取得大胜。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降臣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战争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社会混乱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二、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三、剥削加重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29]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四、边疆不稳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五、经济重心南移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31]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32]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六、西域得失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除了西域边兵之外,唐朝还征发了西域各国本地的军队帮助平叛。[35]明确见于记载的有于阗王尉迟胜率领的本国兵马五千。[36]另外与拔汗那一起发兵的还有大食等国。最晚到757年(至德二年)正月以前,他们就已经行进到了河西地区。[37]到了758年(乾元元年)秋天,吐火罗叶护乌那多与西域九国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肃宗派他们赴朔方行营效力。西域边兵大批内调,对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却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势力。
这时西域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大食和吐蕃,西域防御能力的衰退,给他们提供了入侵的时机。但是大食势力并没有趁机东进,而是派兵助唐平叛,这说明大食从一开始就无意(或无力)进入葱岭以东的地区。对吐蕃而言,这时唐朝不仅仅是撤回了安西、北庭的边兵,而且也调回了陇右、河西防备吐蕃的军队,入侵陇右、河西要比进攻西城便捷得多,也有利得多,于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在这种形势之下,西域反而得以保全,孤军坚守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
到763年(广德元年)时,吐蕃军队已经尽陷兰、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占领了河西、陇右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坚守西域。[40]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TLF出土的《高耀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而且四镇在这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兵力,765年(永泰元年)左右,河西唐军抵挡不住吐蕃的进攻,遣使前往四镇,请求河西援军一万人,这至少说明西域的形势这时要比河西稳定得多。
768年(大历三年)左右[42],西域守军又与朝廷恢复了联系,朝野上下对他们“忘身报国”的精神感动得“酸鼻流涕”、唐代宗下诏褒奖,并向西域唐军通报内地情况,对守军大加赞扬。
其实就历代中原王朝而言,经营西域不外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就内部来说,控制了西域既可张扬国威,又保证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就对外来说,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牵制和削弱北方游牧民族的势力,并进而保障河西,陇右的安全,防止南、北两个方向游牧民族势力的汇合。吐蕃攻陷关陇之后,西域地区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战略意义,西域的存亡对整个唐朝边防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所以西域虽有“奉国之诚“,朝廷却因“事势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
七、佛教复兴
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施行道举,兴建皇家道观楼观。安史之乱后佛教复兴,李亨、李适、李纯、李漼和李儇改变崇道祖制崇信佛教,自上而下佛教盛行迎送佛骨。晚唐几个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提出反佛的意见。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儒佛矛盾以一种激烈的形式暴发了。元和十四年是开塔的时期,唐宪宗要迎佛骨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这一消息,写下《谏迎佛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迎佛骨,还险些丧命。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大幅削弱了佛教势力,大幅降低了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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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兄!”
“嗯!”
沈长青走在路上,有遇到相熟的人,彼此都会打个招呼,或是点头。
但不管是谁。
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多余的表情,仿佛对什么都很是淡漠。
对此。
沈长青已是习以为常。
因为这里是镇魔司,乃是维护大秦稳定的一个机构,主要的职责就是斩杀妖魔诡怪,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副业。
可以说。
镇魔司中,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染了许多的鲜血。
当一个人见惯了生死,那么对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淡漠。
刚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沈长青有些不适应,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镇魔司很大。
能够留在镇魔司的人,都是实力强横的高手,或者是有成为高手潜质的人。
沈长青属于后者。
其中镇魔司一共分为两个职业,一为镇守使,一为除魔使。
任何一人进入镇魔司,都是从最低层次的除魔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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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步步晋升,最终有望成为镇守使。
沈长青的前身,就是镇魔司中的一个见习除魔使,也是除魔使中最低级的那种。
拥有前身的记忆。
他对于镇魔司的环境,也是非常的熟悉。
没有用太长时间,沈长青就在一处阁楼面前停下。
跟镇魔司其他充满肃杀的地方不同,此处阁楼好像是鹤立鸡群一般,在满是血腥的镇魔司中,呈现出不一样的宁静。
此时阁楼大门敞开,偶尔有人进出。
沈长青仅仅是迟疑了一下,就跨步走了进去。
进入阁楼。
环境便是徒然一变。
一阵墨香夹杂着微弱的血腥味道扑面而来,让他眉头本能的一皱,但又很快舒展。
镇魔司每个人身上那种血腥的味道,几乎是没有办法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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