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继承周的祭祀、占卜文化，通过祭祀告慰祖先、保佑战事。通过占卜预测战争的成败，且在《左传》中大多得到应验，如僖公十五年重大战役韩之战的卦象预测。战时礼，有致师礼和犒师礼等。致师礼，是指英勇之人冲锋陷阵鼓舞士气。犒师礼则在双方军队交战前，实力较弱的一方派遣使者去对方军队犒劳慰问，还可假借犒师刺探军情。
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违反礼制或许是争夺权利、扩张领地的遮羞布，但这也成为诸侯国欺压他国最合理的借口。这些战争礼制是对西周时期礼制观念的继承。
固然有人说战争中的礼仪制度已成为表面工程和形式主义，但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制约着腥风血雨的无情，延续了“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贵族式的侠义诚信精神。然而，随着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涌起，这些礼制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从泓之战看战争中的礼制地位嬗变
宋楚泓之战发生在《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宋襄公坚守战争中的仁义道德，遵循“不为阻隘，不鼓不成列”的军礼，未在楚军渡河途中进攻，等楚军上岸列阵后才发动攻击，殆误战机最终宋军惨败。这是宋楚两国争霸的关键时期，亦是春秋式战争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从《春秋左传》的经传叙述差异、战争双方国家和主要人物形象视角剖析。
以杨伯峻版的《春秋左传注》为底本，因其体例较为清晰：前书《经》，简明扼要，为《传》定下整体基调。后为《传》抽丝剥茧《春秋》之微言大义，而后阐发经义。《春秋》、《左传》都用“春秋笔法”暗含褒贬，但二者叙事方法，记载内容有差别。
《传》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大国征战不惜笔墨，却不书写小国会盟、小国征战及在征伐、会盟中鲁国有违礼的事件，与之相对，《经》中有此类记载。对泓之战叙战语篇的分析，可对比《春秋》《左传》内容，分别进行研究。《春秋·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人物和最关键的结果“宋师败绩”。《春秋左传》中体现战争结果少有说失败一方，纵观全文仅有十六次用“某师败绩”，更多如隐公六年“宋人取长葛”或隐公十年“郑伯伐取之”以胜利一方的情况表达战争结果。“败绩”二字所体现的正是执笔者观点：宋国这场战争的的确确是完败。
《左传》则详细记载“宋师败绩”的原因，即宋襄公未听司马的多次劝谏,遵循战争古法而错失进攻良机。子鱼质疑了宋襄公的行为，《左传》则使用子鱼反驳宋公的话作为这件事的结尾“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杨士勋疏曰：“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左传》书中许多预言性的结论都应验了，它详细描述事件经过，也是希望以此说明道理。んτΤΡＳ://Ｗww.sndswx.com/
由此可以推测文末子鱼的看法就是当时人们的主流意见：古法在现实中已经不合时宜了。交战双方是宋国和楚国，宋国在周初被分封为“公”等爵位,是传统大国，遵循周礼。实力虽不及齐、晋等大国，但宋国的地位在中原地区也在郑、陈、卫、蔡等国之上，地位很高。
与之相对，楚国素有“蛮夷之邦”之称，泓之战中楚国作为战胜国，前文提到的出师、交战和战后礼仪，《左传》中毫无记载楚国有做到其中一二。参战的主要人物之一宋襄公从始至终是位守礼之人。“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和管仲将时为太子的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以齐桓公与管仲之明,所托之国、所托之人必定是有德之人。
僖公二十一年，襄公又因为相信和楚国的约定，联盟不带兵甲而遭挟持囚禁。在泓之战中，宋襄公所秉持的是春秋式战争的正义精神和贵族精神,后世中很多人也认同襄公的守礼，太史公谓“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春秋前期虽战争频繁,但与人道主义关怀并存，晋国赵宣子伐宋时说:“袭侵密声,为蹔事也。”可见赵宣子也反对无礼的战争。
然而过度守礼却会导致贻误战机。子鱼只看中战争的结果，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可见子鱼并不恪守周礼的战争精神。究竟是恪守古礼还是战争结果更为重要？这一问题在泓之战时期还颇有争议，但随着后期兼并战争的兴起，似乎没有谈论的必要。
定公四年夫概违背王命，不守礼制，才为吴国获得先机，即墨之战田单复国、马陵之战设伏歼敌，军事诡计都起到关键作用。韩非子批评宋襄公“慕自亲仁义之祸”，可见韩非子最看重战争结果。五礼之一的军礼在溶解消亡，尊礼、重信、轻诈、尊王、从礼、敬德、重仁和“先礼后兵”都曾是军礼的重要精神，又一个个被推翻，吉礼、凶礼、宾礼、嘉礼也都被诸侯僭越。
从“周德未衰，不可轻动”到“春秋无义战”，这是春秋式战争到战国式战争的转变。春秋军礼中的和平理念,根源在于周天子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将血缘宗法和政治秩序紧密联系。但是正统王朝逐渐衰弱的春秋末期，周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一次次战争中逐渐消亡。
军礼的颠覆也不是一个突变，文公十二年晋军仍会因未到约定相战时间而放过秦军，泓之战就处在争霸到兼并战争的转型期中，在此之后不择手段获得战争胜利逐渐成为共识，如僖公三十三年晋对秦的殽之战是利用地形优势实施残忍的歼灭伏击战，宣公十五年楚宋盟约也变得“尔虞我诈”了。
二、战争中的礼制地位嬗变原因
春秋诸侯争霸到战国战乱不休，国家兼并之时，权力更迭斗争既没有合法合理的方式，也没有协商妥协的解决途径，各国的结局更加壮烈，新的掌权者缺乏使世人信服的理由，唯有通过更多战争带来威信。于是，与诸侯国表面事事遵从礼制旗号截然相反，在春秋后期战争不再遵守礼制，每一场战争都加速了礼制的崩塌，具体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周王室的衰微导致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在政治军事方面，周天子实力下降，诸侯国崛起。君权强弱与君位稳定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分为：君主结构性失权、君主功能性失权、君权暂时增强等情况，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周天子结构性失权”。
桓公五年记载了《春秋左传》中唯一一次天子亲征伐的战争，“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周天子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给周王室的统治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王畿日缩（从“日辟国百里”到东迁洛邑后仅有的六百里），另一方面是诸侯国蚕食王畿，随意抵押封地而不告知周天子。
在隐公八年，郑庄公请求免除对泰山的祭祀，希望用泰山旁的祊地与鲁国交换，“庚寅，我入祊”，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竟然就完成了交易。周王室衰退无法控制各诸侯国，致使诸侯忽视朝觐义务。通观春秋，号称“周礼全在鲁”的鲁国几乎没有正经的朝觐。
反倒是诸侯小国对大国的朝觐变得十分频繁，在隐公十一年，滕和薛两个小国甚至因为朝见鲁国的先后顺序发生争执。童书业认为春秋史的主线是晋楚争霸，周王朝在历史中的隐匿逐渐成为一个背景板。诸侯国不断僭越礼制，《左传》通过郑庄公之口道出“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
2.诸侯间血缘关系减弱使社会环境变更在西周初期礼制较为严格，因姻亲关系和礼法尚存，战争中遵循古礼。但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礼制发展成熟后又逐渐僵化。聚落模式发生变化，诸侯间血缘姻亲关系变得淡薄，血缘社会瓦解为地缘社会。
僵化的礼制，与诸侯国的实际发展利益相冲突。到春秋晚期后，出于实际利益的兼并战争和土地兼并兴起。新兴地主和氏族阶层与旧贵族利益对立矛盾频发，旧贵族因没落，减少了对礼仪的重视；新兴贵族和诸侯国为控制更多的土地和百姓，不断僭越礼制。
由于诸侯间血缘关系减弱，造成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无所顾忌不断破坏礼制，这不仅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如接待宾客之礼、丧葬礼仪等多个层面，在战争礼、祭祀礼仪中也都有体现。
3.诸侯争霸兼并，引发战争的原因改变春秋中期时“不礼”还是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的导火索，但随着发展通过战争和结盟去争取国家的利益、增强威信则成为真实目的。僭越礼制的行为存在于诸侯争霸的各个环节，此时的礼制已经不能成为周天子统治的工具，反而是各诸侯国利用这一制度巩固自身利益。
如桓公九年记载，施父据行礼时的情况来探听各国虚实“冬，曹大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享曹大子，初献，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大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在“享礼”仪式中曹太子表现得不同寻常，被施父观察到。果然曹国将有大事发生隐公十年春，曹桓公去世。
诸侯间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早期因“礼”而战的理由也难以为继，自然更不考虑“繁文缛节”的战争礼。同时，因各诸侯国兵戎相见，战争频发，社会动荡，时人也不再关注战争礼是否完备，而仅在乎战争结果是否维护利益。这一切，与西周礼制思想背道而驰。
是故，鲁昭公三年晏婴和叔向分析当下局势和两国情况，共同得出“此季世也”的结论，可看出战争礼及其礼制土崩瓦解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仅18万余字的《左传》中记载的各类军事行动就有745次，大型战百余次。
要说到能真正探寻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和人文，必然是需要依靠当时真实的文字的记录，而从一个个汉字编著而成的书籍便是更加难得的历史宝藏。
想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故事，便少不了对于《左传》的攻读，作为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先秦散文的代表著作，其中真实的展现了当时人们对于事物价值观念的评价与宣扬。
而对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的探究，便少不了对于《战国策》的学习，主要针对战国时代的史料和对于当时从横家的计谋的故事记录。
所以从《左传》和《战国策》下手对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社会现象、文化风尚进行研究，有其可靠的参照之处，从中进行知识的获取再进行筛选比对，我们便发现了其中社会价值观的重大变化。
因为历史上对于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历史判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所以春秋与战国时期之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历史前进阶段，
再加上这段历史时期处于一种极具变化的时代，整个中国大地从统一到分裂，其中不停的被几大国争霸，到最后的一统天下。
整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极具开放的创造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
随着由周天子统领各地，到春秋五霸各自争霸天下，再到战国七雄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社会统治都有其发展的进步之处，
包括当时的文化风尚与品行追求都有其独到之处，让我们从真实记录在史书的历史故事中，探寻其中奥秘。
我们从《左传》中选取几篇著名的篇目进行探讨。
《曹刿论战》最为突出的展现了当时治兵打仗时君王和将领需要的品行，
其主要内容讲的是一个叫曹刿的平头百姓在知道自己国家鲁国要与比自己强几倍的国家齐国作战时，担心统领国家的鲁庄公没有实力应对这场战争，便自告奋勇向君王举荐自己，
还质问君王凭何有作战的信心，最后在战场上和君王一起指挥了一场胜仗。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先看曹刿这个没有任何地位的草民为何敢直面君上，在他有这个想法时，他的同乡人便疑问他为何要管国家作战的大事，这根本轮不到你一个小百姓来想。
但是曹刿敢直说“肉食者鄙，不能远谋。”，
就是说现在的统治者目光短浅，根本不能考虑到战场上的情况，于是就进宫觐见了。
从这里我们看出，在百姓中，很少人会对国家大事操心，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必要，但这其实是一种退缩的错误的认知，身为一国的百姓应该对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心，有爱国之心。
这其中展现了一个核心的思想，“义”。
所以文章开头便利用曹刿与同乡人进行对比，通过两个人的言行进行自我判断，思考我们应该成为哪一种人。
后续就是曹刿成功进宫面对了君王，其实这里也有一点可以探究的地方。
一个小小的百姓可以轻而易举的与一国之君进行对话，提出意见说明当时的鲁庄公对于百姓是很仁爱的，朝廷是给予百姓尊重与信任的，才会给百姓面对君王的机会。
当曹刿见到鲁庄公，他便直接干脆的提出这一仗国家要怎么应对？凭借什么力量应对？
鲁庄公前两个回答都被曹刿拒绝，唯有最后一个回答得到了曹刿的认可。
第一个回答是鲁庄公将自己身边的锦衣玉食分给大臣，其实这里他想拉拢的是大臣贵族的势力来帮助他作战，
但是这在曹刿看来，那些大臣并不是真正战争的面对者，他们身居高位不怕战乱，可以自保，却不能保障百姓的安稳，这样是不可行的。
第二个回答是向神灵祭祀贵重的礼仪，祈求神灵的庇佑。
这是因为限制于当时的科学思想的认知缺憾，只能向神灵宗教进行礼节上的庇护，这在现在看当然是不够现实的，
而曹刿认为战争靠神灵是不足的，所以劝说小小的恩惠，神灵是看不上的。
到了最后一个令曹刿满意的回答是，面对百姓的案件，不论大大小小，都会认真对待，给与百姓真诚的心。
曹刿后才认为鲁庄公有治理国家的本事，愿意帮助他打赢这一仗。
因为曹刿认为，身为君王，最为核心的思想便是“以人为本”，对百姓负责，尽心尽力，尽忠尽职，才是统领国家的根本，才是国家的“忠之属也”。
所以这其中便展现了一个大的核心思想，“忠”。
后来曹刿请求和鲁庄公一起作战指挥战场，这也是出于鲁庄公对于曹刿这个贤才的信任，士兵听从于曹刿的指挥，一鼓作气，打败齐兵的三鼓，是需要出于君王和指挥者的信任做支撑。
这些都展现了其中一个大的核心思想，“信”。
以上是在春秋时期主要的显著崇尚的社会价值文化，而到了战国时期，其核心思想还是被着重推崇的，但是在一些方面上发生了改变，甚至不断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风尚。
战国策：合纵连横展现改变价值取向
因为当历史发展道路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的局面下，各国之间都有利益的牵连，各国对于这天下都有自己的私心，于是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变得密切，
在为了保存本国的权力，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其中也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政治策略，合纵连横。
这也促使了一种新的身份的诞生，纵横家，也可称为说客。
在《苏秦以连横说秦》这篇文章中，就很明显的体现了当时有志之士的社会价值的选择改变。
在这篇记录中，主要讲述了苏秦这个人的经历，一开始是满腹雄心的向秦王叙述自己的连横之策，但是因为经验不足，没有令秦王认可，被拒绝后的苏秦受到了来自家中各方面的轻视，于是他立志要推行自己的想法，头悬梁，锥刺股。
后来他成功游说了赵王，被赵王重用，之后苏秦也游说了各国展现了自己的说客本领。
在获得了很高的地位与荣誉后，家中之前看不起他的人全都改变了态度，对他百般遵从，在苏秦落魄与富达后体现了天差地别的态度。
而这类说客的诞生，势必是带来了新的社会文化风尚，对于利益价值的追求成为了他们的核心，他们奔波各国之间提出应对各国的策略，就应经失去了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本心，也就是“忠”。
而对于策略的提出，也只是针对于各自国家的个人利益，既不是心怀天下，为天下百姓的志愿，也不是为各国和平的愿景，只是为了在其中谋求到属于自己的利益，这便失去了人们心中家国天下的“义”。
他们只在乎“利害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付出与收获，这便使得君王与臣子之间的信任关系必须要以利益关系连接，否则就不够相信对方，这便将传统的“信”的品质打碎重新拼凑。
当然也会有一部分的贤者是以仁义为原则进行国家的管理与建设，
但是随着各国利益的冲突，外交关系的密切连接，这使得各国君王不得不多吸收有本事的从横家来进行国家关系问题的解决。
从左传到战国策：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改变
从上面两篇真实的历史记录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变化的核心思想的转变。
春秋时期，是人们思想建立的初期，人们的社会环境还算是安稳，我们对于价值的取向是基于对于人民百姓更好的方向上激发出来的，所以是更为纯粹简单质朴的价值追求，也更为高尚，
但也更难维持，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人心是在不断变化的，人性中的善恶是同时存在的，如果一个时代更提倡美好的品质，人性中的恶便会制止，但如果一个时代是字不断追求利益和好处时，人心中的欲望也会因此滋生，难以抑制。
所以战国时期，七国争霸天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剧烈激发，国家下的百姓人们也自然会受此影响。
从崇尚“信”到推崇“利”，从“忠”于国家到欲求个人利益，国家从维护百姓安稳到追求国家利益地位，这些改变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变化的推动下产生的。
其实任何事物价值的产生都有其好坏两方面，前期推崇的价值文化追求其实是基于完美的社会状态下才可以一直存在，但是在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面对人性中恶的方面就会使人陷入苦境中，
到战国时期涌现的利益关系的追求，是有在更为便捷灵巧的处理问题，抓住人心自然可以轻易调节困境，但是其核心是不值得推崇的，因为这样会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利益化，而失去了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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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兄！”
“嗯！”
沈长青走在路上，有遇到相熟的人，彼此都会打个招呼，或是点头。
但不管是谁。
每个人脸上都没有多余的表情，仿佛对什么都很是淡漠。
对此。
沈长青已是习以为常。
因为这里是镇魔司，乃是维护大秦稳定的一个机构，主要的职责就是斩杀妖魔诡怪，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副业。
可以说。
镇魔司中，每一个人手上都沾染了许多的鲜血。
当一个人见惯了生死，那么对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淡漠。
刚开始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沈长青有些不适应，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镇魔司很大。
能够留在镇魔司的人，都是实力强横的高手，或者是有成为高手潜质的人。
沈长青属于后者。
其中镇魔司一共分为两个职业，一为镇守使，一为除魔使。
任何一人进入镇魔司，都是从最低层次的除魔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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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步步晋升，最终有望成为镇守使。
沈长青的前身，就是镇魔司中的一个见习除魔使，也是除魔使中最低级的那种。
拥有前身的记忆。
他对于镇魔司的环境，也是非常的熟悉。
没有用太长时间，沈长青就在一处阁楼面前停下。
跟镇魔司其他充满肃杀的地方不同，此处阁楼好像是鹤立鸡群一般，在满是血腥的镇魔司中，呈现出不一样的宁静。
此时阁楼大门敞开，偶尔有人进出。
沈长青仅仅是迟疑了一下，就跨步走了进去。
进入阁楼。
环境便是徒然一变。
一阵墨香夹杂着微弱的血腥味道扑面而来，让他眉头本能的一皱，但又很快舒展。
镇魔司每个人身上那种血腥的味道，几乎是没有办法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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